| 当前位置：首页 >> 信息中心 >> 建筑文化 >> 建筑发展史 >> 正文 | | | 近代中国建筑艺术 | | 2007-8-6 15:17:14 进入评论 | | | 一方面，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建筑类型出现了，诸如工厂、车站、银行、医院、学校、会堂、教堂、领事馆和新式住宅大量涌现，以及以钢铁、水泥为代表的新的建筑材料及与之相应的新的结构方式、施工技术、建筑设备等的应用，都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以木结构和手工业施工为主的建筑方式；另一方面，传统的建筑类型如宫殿、坛庙、帝王陵墓、古典园林和庙宇等都停止了建造。这一切，都为建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客观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人们的审美情趣等也发生的变化。总之，总体上已发展到终点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在近代以来已逐渐淡出，新建筑已成了中国建筑的主导方向。
但是，这种“新”却不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内部自然地演化出来的，而是随着列强的剌刀从外部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大批西方式样—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及以后的“摩登建筑”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现，其建造目的是在于掠夺中国的财富，炫耀西方的骄傲，使中国蒙受屈辱。这个现实剌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艺术是感情的产物，于是，一批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中国爱国建筑师自然会起来与之抗争，于是与完全西化的建筑潮流相对应，近代中国建筑又掀起了一股声势不小的“民族形式”的运动。这个运动还得到了当时政府出于维护其法理正统地位需要的支持，甚至还有外国教会，为便于其文化观念的宣扬，也曾参加其中。所以，完全西化的洋房与对于“民族形式”的努力，就构成了近代中国建筑艺术的两条主线。
早在明代，中国就出现了西式教堂，清初在圆明园还建造了“西洋楼”，由在清廷供职的西洋画师设计，水平并不高，基本采取西方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巴洛克风格。但西方建筑形成潮流的涌入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近代和现代建筑的发展，面貌与西方同时期的建筑完全一样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更是大量出现。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本世纪20年代以前，先是流行古典主义，更多模仿西方文艺复兴建筑形式，然后是集仿主义，拚凑西方各种古代建筑形式于一身，代表作如上海外滩英商汇丰银行、北京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大礼堂等。第二时期是二、三十年代，建筑形式大多已向现代“摩登建筑”的方向转化，代表作如上海外滩江海关、沙逊大厦和24层的国际大厦。江海关和沙逊大厦仍带有折衷主义的印记，国际饭店则属于地道的现代建筑，与同时期例如美国的现代建筑芝加哥学派相差无几。第三个时期是30年代末以后即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以前，除东北伪满时期由日本人促成的仍属西方折衷主义的所谓“兴亚式”建筑外，建筑活动不多。
在二、三十年代，与西方建筑在中国流行同时，“民族形式”的建筑运动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其形式处理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基本照抄古代形式，把它用钢筋混凝土浇铸出来，代表作如南京中山陵、原中央博物院“大殿”、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塔、中山陵园藏经楼、北京燕京大学未名湖塔等。中央博物馆“大殿”是一座展览大厅，从全体到细部，形式完全模仿北方辽代建筑。灵谷寺塔和未名湖塔也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形式模仿宋塔和辽塔。中山陵园藏经楼是北京清代汉式藏传佛教寺庙形式的再现。
以这种方式建造的大都是一些功能比较单纯的纪念性建筑，其中建于1926年的中山陵是中国青年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优秀作品。事前进行了有奖设计竞赛，规定“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收到中外参赛方案40余件，作者必须隐去性名，经公开陈列评选，获头、二、三等奖的都是中国人，后即按头奖进行建设。评语认为：此方案“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
南京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在入口设石牌坊，以缓坡经长长的神道抵正门，再至大碑亭，过亭后坡度加大，以很宽的台阶和平台相间次第上升，直达祭堂。全程坡度由缓而陡，造成瞻仰者逐步加强的“高山仰止”的严肃气氛。宽阔的大台阶把尺度不太大的祭堂和其他建筑连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取得庄严的效果。陵墓总平面呈钟形，寓意“警钟”。
祭堂平面前部近方，四角各有一个角室；后部以短甬道连结圆形墓室，总体呈凸字。外观为重檐歇山顶，覆深蓝色琉璃瓦，角室墙面高出下檐，构成四个坚实的墙墩，墙、柱都是白色石头，衬以蓝天绿树，十分雅洁庄重，沉静肃穆。祭堂内部中央置中山先生白石坐像，四个圆柱和左右侧墙下部镶黑色磨光大理石。堂为穹窿顶，以马赛克镶青天白日图案，地面为红色马赛克，寓意“满地红”。圆形墓室中央作圆形凹下，周以白石栏干，置中山白石卧像，棺柩封藏地下。在墓室穹顶也镶贴青天白日图案。墓室的布局吸取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墓室处理手法。
中山陵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国家级现代纪念建筑，总体规划吸取了明、清陵墓手法，单体建筑虽然也是在现代结构上加上一个木结构形式的外壳，但造型上有所创新，同时作为一座其精神性意义大大超过物质性意义的特殊建筑来说，它的内容和形式仍然是协调的。即使到了今天，对于某些相类建筑，采用这种方式，也应该是可以存在的探索方向之一。
吕彦直设计中山陵时只有31岁，他还荣获过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竞赛的首奖。1929年，当中山纪念堂还正在施工的时候，他就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只有35岁。
“民族形式”的第二种方式用于功能要求比较复杂的大型楼房中，平面设计与西方现代建筑差不多，只是披上了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的经过“创造”了的外壳。代表作如原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中央研究院、北京辅仁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原北京图书馆等。其中有一些还是外国人设计的，由于对中国传统建筑并没有多少研究，往往不伦不类，功能上也常常甚不合理。
第三种“民族形式”建筑以形式的简化为特点，出现在人们开始对前此的作品产生怀疑以后，如南京原外交部大楼、北京交通银行、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上海中国银行等。已经与西方现代建筑相当接近，只是局部运用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图案。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建筑艺术处在一个大转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新的功能要求，新的建造条件和手段，以及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的包括西方现代建筑在内的西式建筑，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就近学习的机会，对于促进中国建筑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一代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并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也在探索多种民族化的途径。虽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近代中国建筑毕竟是新中国建筑赖以发展直接基础，是中国古典建筑与新中国之间的过渡。
在20年代末还正式诞生了中国建筑史学科。学科的创立者梁思成、刘敦桢等作了大量工作，把几千年来一直为士大夫所盲目不齿的建筑事业纳入学术领域，为中国建筑历史和建筑理论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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