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说，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把更多精力用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上，把更多财力投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使广大群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
显然，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让中国可持续发展。今年两会的重头定在“民生”，已然把民众的福利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毕竟，在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的福利似乎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反而出现了压缩的局面。
GDP有三个部分的收入，第一部分是工资，工资到各个家庭部门去，就变成消费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看，这些年居民个人消费总额增长了，但是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有所下降，一直往下跌，甚至跌到38个百分点。
GDP的第二部分是利润。从统计数据看，利润是在增长，增长的速度比GDP还快，这仅仅是指工业部门的利润，并不包括来自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利润。从银行存款看，目前如果把家庭、公司以及国家的银行存款做比较的话，增长最快的是各公司的银行存款。
国税和地税是GDP收入的第三个部分，这部分也在增加，但相比之下，地税部分增长比较快。
因而，可以说，这些年中国GDP的总量在增长，但增长过程中，第一部分占GDP的比例在下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却在增长，也就是说，家庭、工资、个人消费空间都缩小了，而企业的利润、固定投资，出口等却膨胀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原因。
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包括居民福利
目前的趋势要扭转过来，政府可能要做一些工作，最近两年，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做了，比如把固定资产投入转向医疗、社会服务。另外，可以建立一些针对地方政府的机制。比如，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除了GDP增长之外，把居民的福利，以及各个方面社会服务的投资也包括在其中，因为后者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投资方向和态度。
在1999—2002年，我在新加坡做首席经济学家。当时新加坡就是这样，国营企业赚取了很多钱，国家财政部门就拿部分过来，用于教育和医疗。我作了一个计算，如果中央政府要国营企业支付红利，达到一半的话，2006年中央政府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就可以增加1倍。
有房阶层的增加，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好处
如今在中国，住房已经被列为重要民生问题之一。近几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出台了系列的政策，但高昂的房价还是让老百姓买不起房。
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济发展很不好，政治也不稳定，但当时为什么能建立“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积金的体系呢？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那是发生在1964年的时候。有一天李光耀坐车经过一条街时，碰到一群人在扔石头、放火烧轮胎，但他突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急匆匆跑下来，把一辆旧电单车搬上楼去。由此李想到，这个人有一辆小小的破单车，都知道要保护，如果让每一个人都有房子，有资产的话，他们就会怕暴动，没有暴动，社会就稳定，经济就会发展上去了，如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能良性循环了。这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背景。
现在房价太贵了，而土地是最主要的关键成本。政府不应该卖土地赚大钱，要让普通老百姓可以买房子。当年新加坡决定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时，土地价格是倒过来算的，即先把老百姓能承受的价格算出来，比如普通人4～6年的总收入是多少，如果平均是25万，那么房价就定在25万。这25万里扣除建筑成本、房地产商一定比例的利润(非暴利)后，剩下的就是土地价格，然后就按照这个价格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不拿暴利，政府卖土地也不要暴利，这样普通老百姓就能买得起房了。
现在国内的情况是房价像气球一样一直在飞，老百姓看得见拿不到。如果政府给气球绑上石头(也就是土地定价的办法)把气球拉下来就好了，这会促进中产阶级的形成。
有房阶级的增加，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30年以来政治一直比较稳定的原因。
给老百姓一个回报
普通老百姓勤劳工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国家财富创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财富表现在土地价格的增长上，不应该完全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房地产商分成，应该分给普通老百姓，给他们一个回报。
一定要突破这一点。这样做才可以减少过多的投资与过度的出口，改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个人消费的支出，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减少社会对立和不公的情况。我非常欣赏中共中央的政策，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从国外大趋势来看，如果把很多的GDP转向消费，转向国内消费而不是转向出口，可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增加GDP方式可以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减少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依赖。现在美国是火车头，中国是车厢，如果美国给中国压力，中国就会受到一定的牵制和影响，如果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国内，中国就可以从车厢变成一个火车头，可以带动自己，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对中国在区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也有很大的好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