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违法案件中，4%的低处罚率，5‰的刑事处罚率，呈现明显权责不对称的局面。
国土资源部最新通报的2006年中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13万件土地违法行为中，涉及土地面积近10万公顷，其中耕地4.3万公顷，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7.3%、76.7%和67.6%。
人们不禁疑惑：高压政策一个接着一个，违法占地为何仍“一路狂奔”？一些城市违法用地高达90%以上的惊人数字表明，当前的违法占地“成本”实在太低，而“收益”却很高，滥占耕地的责任追究制威慑力不足。
有占必征“公共利益”被无限扩大
从整顿开发区、叫停大学城，到暂停审批高尔夫球场，停止别墅供地……按理说，中央政府对乱占耕地进行了一系列“铁腕”清理，而滥占土地之风为何还屡禁不止呢？
按法律规定，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没有权力批准建设用地。但从已披露的一些土地违法案件来看，县、乡两级政府动辄就把成百上千亩土地批给用地单位或个人，且大部分属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违法。
近些年来，房地产带来的“繁荣”使不少地方政府的土地招商热情更加高涨，而地价上升的确让一些地方实现了“城市升值”的战略目标。武汉市房产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武汉市出让土地虽然同比仅增0.3%，但交易额却猛增58%。在该市当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土地收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地产招商，并不完全是为了表面的繁荣。东北地区一位大城市的市长告诉记者：“我最担心房地产市场趋冷，那将直接影响我任期内的GDP增长。”东部某省国土资源厅曾测算，这个省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2.4万亩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上做文章，形成了“占地—收益—再占地—再收益”的循环。
一些领导干部对土地违法案件，往往认为是“出于公心，为了发展”，睁只眼闭只眼。事实上，在所谓“因公违法”的外衣下，往往是为了少数部门或地方利益，甚至是开发商不正当的利益，其涉案土地面积更大，影响更坏，它严重干扰和破坏土地管理的正常秩序，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谁都可以强行征用集体土地。有占必征，使公共利益的内涵被无限扩大。”
4%低处罚率
“红线”变成“弹簧线”
细心的人士注意到，尽管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但在结案的9万余件中，只处理了相关责任人3593名，其中2名省级干部受到党纪处分。4%的低处罚率，意味着超过96%的土地违法案件并未追究责任人，而刑事处罚率更是低到千分之五，出现权责明显不对称的局面。
“抡起的是大棒，砸下去的是鸡毛掸子，清理了那么多违规用地，却鲜有人为此丢乌纱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一‘尚方宝剑’，在现实中让人难以感受到其应有的威慑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杨圣明说。
对一些严重的土地违法事件，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仿佛“见怪不怪”。他们向记者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用地法规，普遍采取“先开发后审批”、“土地跟着项目走”的“潜规则”。即在土地出让前，基本确定了开发单位，并将前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拆迁费用推给开发单位，最后在交土地出让金时统一结算。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潘明才司长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徇私舞弊、非法批占大量土地的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千分之几的低处罚率，既破坏了执法执纪的严肃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只有将耕地保护纳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体系，责任追究到位，才能考核到位。
不能在土地问题上遗祸子孙后代
今春“两会”刚结束，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就开始部署进行一场土地违法大检查。这次以卫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土地执法检查为主，涉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十个城市，这些城市中新增建设用地变化情况被列为检查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土资源部不久前发布的相关规定，这些城市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权，已由报国务院审批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表示，“地方政府虽然有了更大权力，但这意味着他们的责任也更大，受罚主体更明确。”
“我们不是缺政策，而是如何增强执行力的问题。问责制必须问到实处，才能保持政令畅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
首先要认真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坚决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只有把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变成“高压线”，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潘明才司长如是说。
其次要提高占用耕地的经济成本，降低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的成本，对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费用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
三要确立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克服规划执行的盲目性，规划修改的随意性。让耕地保护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涉案人没有“徇私舞弊”，对严重违法占地特别是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也应追究法律责任。 | 
